对公案文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所谓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说法，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加上法律不健全，侦破手段还不科学，冤假错案现象便成为过去时代中的普遍的常见的现象。作为社会生活必然反映的文学作品，自然阿然地要反映出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因此，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出现了数量如此众多的公案文学作品，便是理所当然的了。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并未对“公案文学”作品从总体上作过认真研究，倒是对与之相关的问题——清官的评价问题争论不休，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对清官戏及表现清官的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由于公案文学作品中写了不少清官——包拯、海瑞、狄仁杰等，影响所及，对这类文学作品的评价也就不能高。对此，我认为应当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正如前面所说，在我国古代的“公案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堪称第一流的佳作，这应该是公案文学作品的主流。我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好的传统，这就是许多作家在创作时，往往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因而特别注重使自己的作品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陈州粜米》、《智斩鲁斋郎》这一类作品为例，杂剧作家们敏感地从社会现实中选取为人民群众所特别关注的题材，通过艺术典型的塑造，形象地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展示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和读者对这种社会现实引起深刻的思考。自从我国戏剧产生以后，各种剧中都产生不少这一类内容健康、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公案剧，其中有许多剧目一直流传到现在，并且依然深受群众的喜爱。前不久被搬上电视荧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便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这种可贵的传统。另外，由于封建社会中残酷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公案文学中出现．．——84．．——了以写清官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往往体现着最根本的封建伦理观念，因而成为今人诟病的依据。对此，我们应作认真分析。我国的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设立了各种官吏，其目的之一就是执行法律。柳宗元曾经说过：“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己也。”“夫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然而，官吏们是“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的(《送薛存义序》)，真正肯为人民公正办事的又有几个!这种状况就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一般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能有秉公执法的官员，以救民水火，这也是作品中清官出现较多的原因。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恐怕是不能用简单的贴标签办法来对待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的清廉官吏，应当肯定他们的人格力量，肯定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的精神。鲁迅曾赞美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是“中国的脊梁”。第二，应当承认由于这些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彼时彼地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对于“清官”这一类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政绩一笔抹杀。过去对清官讨论中，甚至还出现清官不如贪官的说法，这种提法，确实不应重复了。当然在’公案作品中，也存在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如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编造荒诞离奇的鬼神故．事等等，我们应该对这些现象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引导群众正确地阅读。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流传至今的公案文学作品中，也确有一些思想倾向不健康J的，为封建统治阶级大唱颂歌的作品，许多情节也往往肆意编造，装神弄鬼，这种情况主要在晚清一些长篇公案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从上述简略的叙述中可知，我国的公案文学有着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于历代作家的辛勤耕耘，也由于许多民间艺人的积极参与创作和传唱，使这类文学作品历经漫长的岁月而长盛不衰，并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有的人认为公案文学作品艺术性不高，不值得一看，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必须看到，我国古代公案文学作品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并逐步提高的过程。从刘向《说苑·至公篇》的记载，到唐人传奇中的简短故事，到《聊斋志异》中的如《胭脂》《席方平》的故事，不仅篇幅增加，情节曲折复杂，语言也更加精美。尤其是在公案作品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同一题材的作品，经一代代的流传和加工，故事愈加曲折动人，情节发展也更加合情合理。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宋人的话本小说到明人的拟话本小说中同一题材的作品，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我国的公案作品，往往是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共同创作发展的产物。包拯决狱的故事，先有宋人说公案，继之有元人的杂剧，明人的话本，最后形成了《龙图公案》这样的长篇文字，再经说书艺人的加工，而成为《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明代海瑞的故事，也是先有一件件的公案，如《玉夔龙》、《白梅亭》、《一顶巾》等逐个公案故事，后人加工组合，成为像《海公大红袍全传》这样的集合了几十个公案的完整的长篇小说。又如晚清吴趼人的著名公案小说《九命奇冤》，也是在广东“南音”歌谣《梁天来》的基础上加工并重新创作的。作为一种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公案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适合我国人民传统欣赏习惯的表现手法。就情节安排而言，我国古代的公案文学并不是用西方侦探小说惯用的那种设谜——解谜的模式，而是往往从作品的开头便将案子的发生、发展、凶手及犯罪原因和盘托出，然而这样构思丝毫没有减少作品的魅力。读者和观众在知道凶手后仍期待着作品情节的发展，作者把读者的兴趣引向破案的经过，并引向案情的结局。公案小说的悬念往往不是“凶手是谁”，而是罪犯如何受到惩罚，如读者读了《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不由地为那两位屈死的年青人不平和叹息；看r《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便系挂着那母子四人的命运。也就是说作者引导读者关心的不仅仅是案子本身，使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解谜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而是更关心人物的命运。这应该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重视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另外，公案作品在情节安排上还运用了一案引一案的方法，最典型的如《喻世明言》中的《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和《醒世恒言》中的《一文钱小隙成大祸》。以前者为例：沈秀由于爱玩鸟，养了一只画眉，张公为得此鸟在树林中杀了沈秀，李吉从张公手里买了画眉引来杀身之祸，在官府张贴告示通缉凶手时，黄家兄弟为得赏赐，杀了父亲，将人头送到官府，冒领赏赐，最后张公及黄家兄弟都伏法，张公的妻子被吓死。小说由沈引出张，由张引出李，由张引出张妻，由官府张贴告示，引入黄氏父子三人。中国古代公案作品在艺术结构上也与我们今天的侦探作品有很大不同。就小说而言，在叙述角度上，作者一般采用全知视点，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样将故事的发生发展过程，人物的心理、行动都表现出来。蒲松龄的小说《胭脂》几乎通篇是用全知视点来写的。小说从胭脂和王氏在门lZl遇鄂秋隼写起，继而写宿介冒充鄂生与胭脂隔窗相会，骗取绣鞋又失落，由绣鞋失落引起了杀人案，然后写邑宰和吴南岱审案，以错代错，最后由施愚山审清了此案。叙述者对故事中各样人物，各种情况都能直接描写，时而闺房，时而公堂，无所不入。在叙述方法上，中国古代公案作品多用顺叙，有时也用“话分两头”的平叙，不使一85～用倒叙的方法。这一叙述方法也是与小说情节安排相适应的。当然到了晚清吴石Jf人的《九命奇冤》时，突破了传统的叙述方法，较多地注意采用倒叙，这种情况，是同晚清西方文学的传入和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公案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在人们眼里，公案作品往往是与清官联系在一起的。不错，在公案作品中是出现了包拯、况钟、海瑞等清官，但是中国公案作品并不象西方侦探小说那样把侦探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许多作品并不刻意塑造清官的人物形象，而更多地注意刻画一大批与命运抗争的普通人的形象。如《灰阑记》中的张海棠，《席方平》中为打官司敢闯阴曹地府的席方平，还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的王婆，王婆为了要求官府秉公断案，敢于在公堂上骂当官的“官官相为”她认为“使不着皇亲国戚、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作者在作品中，重点并未放在包拯的形象刻画上，而是着力赞扬这一普通妇女的胆量和这一普通人家母贤子孝的美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这部作品鞭挞了封建官吏的残忍，刻画了窦娥善良而又至死不屈的性格，揭露了“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社会现状。在一些表现清官的作品中，作者也未故意拔高人物的境界，如《陈州粜米》中包拯的形象就是比较成功的，这里的老包不是超凡脱俗的人物，他见到贤臣的屈死也有“为官不到头”的恐惧，也有“不如及早归山去”的消极的退隐思想。一86一当然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公案文学作品，存在着文字比较粗劣，文学价值不高的I'a】题，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与作者文字水平有关。我们清楚地看到，同是公案文学作品，文人的创作剧目(如元杂剧中的一些成功的剧目)，经过文人润色的拟话本，以及笔记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写得绘声绘色，文学价值比较高。然而，现存的有些公案小说却往往语言干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发现，这类文学作品的作者往往是民间说话人，这些人文字水平并不高，但口头表达能力却很强。他们的公案小说，其实不过是作为讲故事的底本来保存的，带有提示性目的，到讲故事时．他们还要进行再加工。孙楷第曾经以清代的《清风闸》为例，指出当时有“评话郡中称绝技者，浦天玉《清风闸》”，据说浦氏在讲述时：“养气定辞，审音辨物，揣摩一时亡命小家妇女口吻气息，闻者鞯啥口艋噱，进而毛发尽悚，遂成绝技。”但是今存的《清风闸》一书文字水平不高，以至俞樾怀疑“其它不类”，其实，此书是“盖录者仅存其事，致神韵无存耳。”(以上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日》卷六《明清小说部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其他一些小说如写海瑞的《海公大红袍》等也是如此。总之，公案文学作品是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整理和研究，尤其应当根据这类作品的特点总结出古代作家在数千年的创作实践中所积累的可贵的经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借鉴。(责任编辑：春芬)蒙太奇，法语montage的译音，原是建筑学上的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引申用于电影方面，意味着将一部电影的各种镜头在某种顺序和延续时间的条件中组织起来。简洁地说，它是镜头的组合和连接，包括画面和画面、画面和音响、画面与色彩之间的组合关系。蒙太奇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与电影技术的发展有关，而且也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有密切联系。就拿诗歌来说，其跳跃性可说是它的重要特点。它可以略过一般过程的交待．抛开表层的连线，把过去和现在、开头和结尾、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跳跃的频率之快与幅度之大，有时甚至会让人莫名其妙。这固然是由于诗应当高度精炼，以最少的语言概括最深广的内容；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人的思维与认识的特殊性而决定的。人的思维时刻都处于流动状态之中，正如黑格尔所描写的：“他片时间可以想起一些极不同的场合中的极不同的事物，凭自己的思想线索的指引东奔西窜，就把各色各样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是他并不因此就离开他所特有的基本情调或所思索的对象。诗的内心世界也有这种生动活泼的情况”。这就是说，诗人的情绪与意识之流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从一个观念不经过中介就跳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观念上去，力求使不同时空的、异质的某些东西，在诗人情绪之流的统率下，在诗人艺术思考的基础上和谐地统一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运用的“蒙太奇思维”。可以说，蒙太奇思维是各种艺术创作的“思维逻辑”。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电影中蒙太奇的作用原理。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文法”，“电影表现的基本方法就是把各个片断或要素连结起来，把不必要的东西删去，只留下那些最尖锐和最重要的东西，以构成一部完整的影片”。“删掉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只起连接作用的一切不重要的中间过程而只保存那些鲜明的尖锐的片断，电影创作的基本方法——蒙太奇的感染力其实质就建立在这种去粗取精的可能性上”(普多夫金语)。可见，蒙太奇成为选择和处理现实的方法。实际上，对现实进行选择或处理就是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现实。这种方法不仅是电影，也是其它各种艺术普遍的创作规律。分析蒙太奇的作用原理，可见电影艺术是和文学、绘画等艺术在根本上相通的，从其它艺术形象的构成上能发现许多和电影形象构成的相同点，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诗歌，具有极大的时空自由，这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文学作品。我国最古老的～首诗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夫”，就是一种典型的蒙太奇手法。蒙太奇就其时空跳跃来说，一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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